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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希望，永远在下一代
专题编辑：jsnt
发布时间:2015/2/27
【一、被拍死的中国人】看待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人，代际更替是一个重要的角度。我们都说现当代中国人跟传统中国人是不同的，生活、观念、习俗、社会机制是两个世界；但我们也看到，在现代社会生活的中国人也有差异，近几年读书界和社会上流行的一个看法是，民国风范要高于当代中国人，在人格气象、心智开放等方面，我们当代人比不上民国人。其实在80年代就有人感叹，当时的中国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的孙子、孙女，但孙子孙女们的人格、头脑、心智比不上他们的爷爷奶奶们，孙子孙女比他们的爷爷奶奶们还要封闭…… 对当下的我们来说，看待这一代际问题仍是有意义的，我们既可以观察几代中国人之间的共同点，也可以看到他们的不同点。如果不面对这一问题，我们的历史就仍在重复。举一个例子，虽然“民国人”在人格和学问上被今人说得高不可攀，但在历史进程中，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人，一直是以代际否定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变法的康梁否定了洋务的曾左李；革命的孙黄否定了变法的康梁；五四运动否定了辛亥和北洋；一二·九运动否定了五四……李泽厚这样的学者用了一个词，叫“压倒”，民国史上，救亡压倒了启蒙。80年代流行一个词，叫“拍死”，Pass，意思是上一代人被下一代人拍死了。这种压倒、拍死或否定在当代史上更加快了速度，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一代否定了1949年前的中国人；然后是上山下乡的一代人否定了50年代人；然后是80年代的新一辈拍死了毛时代的人；然后是“新人类”、“新新人类”拍死了前人。这种压倒、推倒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今天，用年代和代际来表述就是，60后否定了50后，70后否定了60后，80后否定了70后，现在登台的是90后、00后了。其中最为喜剧的是，有几代人至少还参与过历史，如50后们上山下乡，躬逢四五之盛；60后们上大学，躬逢社会之变，但70后、80后还不知道历史的滋味，就被后来者拍死在历史的沙滩上了。这个社会和历史的奇观，其根本原因就有学者们说的近代中国的“激进化”，激进化是以新面貌出现，“维新”是现代中国人的一大关键。几代中国人热烈地拥抱新生事物，也连同欢呼新人、新中国。其中还有一大原因就是“自卑”，一旦自己完不成人生和历史使命，就指望新人们。国家指望政权，父母指望孩子，导师指望学生。我们容忍政权对国家的专制，容忍孩子对父母的无法无天，容忍学生对师道尊严的践踏，因为我们自己也践踏了这一切。这样的代际变异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因为不正视这个问题，我们现代中国和中国人就安顿不下来，难以自处共处，难以安身立命。中国和中国人就没有真正的积累，所谓的积累要么自行崩溃，要么是为他人视若垃圾。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就会出现反动，反动其实是否定式跟风的变种。学者们也会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学者做研究就轻率地说，现代历史人物中，某某某不如蒋介石，蒋介石不如孙中山，孙中山不如袁世凯，袁世凯不如慈禧，即革命不如改革，改革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守…… 这是从大的方面说。小而言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难以安顿，下一代人总以为上一代人不会生活，要跟上代人切割开来去创造。比如8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读书走上社会的时候，以为父母们太苦，不会生活；这几年，看周围的年轻人，则说我们这些50后、60后的大叔们不会生活。当然，反动的情况也出现了，有作家跑到内地或黄土高原上，看了农民们的红白喜事，在村子里做了几次客，就羡慕得不得了，认为自己不如这些农民更懂得生活，更知道礼节礼仪。知识人、小资和文青们觉得自己浅薄，觉得传统中国文化和保守传统的人活得有意思。【二、中国文化的生克之道】就是说，百年来的中国人，代际之间是隔膜的，几代人之间没有“同情地理解”。从知识人的角度看这种代际的更替和隔膜，其实也是一样。我记得90年代，钱穆先生的书出版之后，我到舒芜先生家聊天，舒芜先生说起来只摇头，他说，在他那一代受五四和革命党影响的读书人中，无论如何对钱穆的印象都好不起来，钱穆是传统文化中的“村学究”、“冬烘先生”。但今天，在不少人心中，钱穆已经进入学术大师之列了。另一位受鲁迅影响很深的作家，谈起胡适来，也是摇头，说胡适在权力面前是低头的，他的“诤臣”心态严重，不是一个彻底独立自由的人。当代知识的代际转移，彼此隔膜的情况也非常严重。记得一个80年代的大学生感叹，他在学校学社会学专业，把帕森斯等功能学派的学问学得差不多了，毕业之后到社会上来，流行的社会学家是福柯这些人了，功能学派已经过时了；他只好看着学弟学妹们高谈阔论，完全不理解。而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知识界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引进国外的学术大师，供大家学习、在文章中贯彻落实。这些社会的和知识界的现象，固然有其合理性，但还是有一个文化是否成熟的问题。中国文化有过它的核心概念，比如阴阳、五行、生克等等；中国文化有过它的至善品德，比如它说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它说过，“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遗憾的是，这些观念现代以来被打倒了。以生克来说，万物的循环有相生性、继承性，新生事物是从旧的事物中生长出来的，上一代生出了下一代，后代人受到过前代人的支配；但我们在上面列举的现代中国历史，很少承认这种生长性、继承性，很少承认这种代际之间的影响。我们的代际之间是讲克制，讲叛逆，讲战而胜之。从生克的角度来说，无视代际问题，听任代际、人际之间的隔膜，就是只看到了克制，没看到继承相生，这样只会带来无休止的斗争、敌意、仇恨。这就是西方存在主义者们看到的现代危机，“他人即地狱”。只有重视代际问题，面对代际之际的异同，才算是触及到了万物的相生性，才算是对个人的积累、社会和谐的真正贡献。刚去世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陈子明生前曾说，他们在80年代的教训之一就是想越过上一代人，即无视前面的人就想在历史舞台上表达。陈子明后来总结二十世纪的经验教训，他把为革命党人一度否定的梁启超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性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超是现代自由主义传统的第一代人。然后是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们为代表的第二代。然后是李慎之、顾准等人为代表的“一二·九”一代，算是第三代人。中间消失了一两代人。到他那一代，包括秦晖等在内接续了自由主义精神的四五一代。然后是六零一代。我们从陈子明先生的这一划分中可以看到，他对代际问题是很自觉的。从激进主义思潮占上风的现代历史中梳理出珍贵的历史遗产，即使陈独秀们否定过梁启超，一二·九一代否定过胡适，四五一代看不上一二·九一代，他仍辨认出这几代人开创了、奠基了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工作。当然，我们也看到，陈子明先生对中国的代际问题只涉及了其中的一个领域，他没有分析更多的领域。除了自由主义这一政治的和知识的立场，现代中国还有传统的立场，还有左翼的立场、西化的立场、民粹的立场等等。梁启超那一代还有不少人，如章太炎、严复、王国维；胡适后面至少还有一代人，如梁漱溟、冯友兰、钱穆、陈寅恪；一二·九一代还有不少人，如费孝通、殷海光；四五一代还有不少人，如蒋庆、甘阳、刘小枫等等。我们如果不正视代际的丰富性，我们就很容易把目光只聚焦在几个明星式人物或思潮上，我们就很容易以为历史的方向是简单的、直线的、有主旋律的。【三、代际的现代民族文化贡献】历史学家经常说，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黄仁宇先生就说过，蒋介石的历史使命是整合了中国的上层，毛泽东的历史使命是整合中国的下层。这种使命由人自己去领受、担当，往往会出现历史的误会，甚至会出现压制、拍死的情形。我们这一代人就听惯了这种“历史决定论”或“历史使命”的言论，比如说，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等等。我后来就反感这种说法，我提出的修正是，历史从事后看是决定性的，在当时是选择性的。我们今天看百年来的几代中国人，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担当和使命。比如曾左胡李等洋务派中国人，他们算是当时的改革派，他们着眼于器物的改革，在军工业、机械制造、纺织业等工业化方面迈出了一步，用现在的话，他们变革一个社会的硬件。洋务派之后，是严复、王照、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那一代人，他们从传统文化的天下观里走出来，他们从中国文化大梦里醒来，他们有民族危机意识，希望中国人能够意识到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在为现代中国开局。他们从制度方面着手，从政治、新闻、文化教育等领域实现创新。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运动的人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接续上一代人的努力，重在文化启蒙，希望用西学来改造古老的中国。这一代人以胡适鲁迅为代表，在文化上是非常激进的。在传统中国，人们的文化认同是儒家，即使道家释家供人们安身，但儒家仍是每个人的血脉。五四诸子们首先把自家的这一文化传统拉下神坛圣坛，“打倒孔家店”，把孔子请回诸子之列。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充分地世界化，他们不惧中国的全盘西化。（五四爱国运动油画）五四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一运动迅速地使中国的新闻、出版、大学制度跟国际同步，使中国知识的生产创造与国际接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即到了三十年代，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了参赞世界知识的中国贡献。冯友兰、陈寅恪、费孝通、冯至、张荫麟等等的著作今天都是我们可超不可越的经典。我们经常说，学贯中西，这一词语用于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是最为恰当的。三十年代一度被称为中国的黄金十年。不仅在文化领域出现了收获，在政治领域的国家建设也有了成绩，经济领域更是有了长足的进展。民生日用领域，三十年代的中国也是极其开放的。有人回忆，三十年代江南的一些大户人家，父子之间能够用汉语、英语两种语言交流。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的牛刀小试；但当时中国分享了国际化的果实，也承担了其后果。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方面使左右政治立场更加泾渭分明，一方面使军国主义抬头。阴谋论者以为，中国的繁荣使强邻不安，以战争来阻止中国国力国运的上升。日本侵华从形到势，也是在三十年代完成的。这使得中国历史的启蒙、开放进程让位于救亡进程。一二·九运动的出现是一个标志。他们的口号是，“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今天看一二·九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说，他们承担救亡的任务完全是一种误会，既是对中国历史的隔膜，也是对世界史的误读。比如当时的林同济们就认为新的“战国时代”来临了。而李泽厚先生以“救亡压倒启蒙”来解释这一段历史，也遮蔽了更为重大的文化命题。在这一解释学看来，启蒙和救亡，就像后来的主权人权一样，是矛盾的，不可兼容的。比传统文化的道高于势来，这一解释是矮化了文化的功能和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启蒙者嫌“书斋里的革命”还不过瘾，于是走出书斋，“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一二·九一代把在救亡这一误读中领受的人生当作真理，这一真理后来通向了地狱之路。像顾准、李慎之、朱厚泽们，年轻时怀揣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到晚年开始反思。这一代人在晚年多回归到经验主义、自由主义。他们很多人评价自己的一生是“两头真”。【四、49年以来的代际困境】一二·九一代之后，现代中国历史是国家全能主义的展开过程。个人、代际、性别，甚至地缘、血缘等等，都消失在国家机器中去了。因此直到四五运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几代中国人消失掉了。如果说他们有代际的特征，可以说他们历史上空前的失去自我的一代，用雷锋的话，他们都是螺丝钉，我们看到他们在国家面前、在现实面前、在领袖面前都是无足轻重的。用郭沫若的话说，他的书都应该烧掉。这消失的几代人是历史上罕见的佚名的几代人。即使从家族史的角度，后人慎终追远时，这几代人也是无足轻重的。四五运动使得中国历史上进程中的个体重新有了名字。四五一代人其实都是生长在新中国，即今天说的50后，但他们是以青春的本能、人道主义来解构全能主义。对比民国几代人，他们的起点是很低的，他们没有站在中西文化的肩上。他们曾经如饥似渴地读书，但读书不是他们那代人的使命，他们从门缝里透来的光中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他们对中西文化缺乏总体把握。直到今天，他们这一代人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等问题上仍未提交正当有效的答案。在表达上，他们也是摇摆的。80年代的他们是西化的，现在的他们多是暧昧的，甚至是“中国化”的。从代际特征上来看，这一代人很少有主动性，他们响应过上山下乡，响应过改革开放，在时代发展分红时，他们也响应先富起来的中国梦想。然后是60后一代。这一代人也快要消失掉了。跟50后一代人相比，这一代人在规范学术方面似乎还没有出彩的贡献。但跟50后一代相比，60后一代的历史地位更难堪。他们一方面面对知识的边缘化、社会生活的市场化，一方面面对中国经济度过短缺经济、有史以来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小康中产阶层。他们的言行进退不免失据。在什么是中国，什么是孔子，什么是四书五经，什么是现代性、什么是全球化等问题上，他们也未提交自己一代人的答案。他们没有为中国社会、小康中产阶层、人类技术文明等领域提供正当有效的服务。然后是70后一代，跟前面兄长两代人相比，这一代人没有浮出历史。他们还未来得及把国家层面的宪政、社会层面的公民运动、个人层面的信仰皈依等想法表达清楚，就被80后一代拍死了。（电影《老男孩》剧照，该片全面展现了80后一代重拾梦想的心路纠葛和奋斗历程。） 80后一代的“小时代”还未演完。90后、00后已经登场。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上代人得意的，下一代人避之唯恐不及；上代人垄断的，下一代人仇恨。我们对今天年轻的一代还缺乏足够的观察。但跟前面几代人比，90后们堪称富家子，即他们出生在一个物质和文化都空前浮华的时代。其次，除了散碎的一些作品，50后、60后几代人对他们的影响微不足道，上几代人珍视的成就无能也无缘挑战或教化他们。他们的学术、社会、个人的表达和关怀是什么，我们还未见出轮廓。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几代人同堂、言不及义。虽然处在全球化的时代，但这几代人很少有学贯中西的用心、担当和兴趣，很少有对东西方文明的“同情之理解”和“理解之同情”。在政治经济的维稳式演进、全球化和技术的提速换代发展面前，这几代人失去了时代社会层面的理想和主义，失去了家国天下的情怀和言行。有人说，没有什么主义，有的是拜金主义，有的是时髦主义。用科斯等外人的观察，我们这几代人没能建设出一个“思想市场”。冯友兰等人曾经以为历史的发展和讲述有几种类型，即照着讲、接着讲、反着讲。我们回顾百年中国的代际问题，可以说，反着讲的居多，照着讲的居多，接着讲的很少。但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远未结束。历史走到这里，在酝酿、积蓄力量，在寻找一个说法儿。无论几代中国人如何贪玩、享受，这几代中国人仍在等待历史的机缘，以表达自己，以职尽“旧邦新命”的责任。费孝通在50年代写过春天，郭沫若在70年代呼唤过春天，刘军宁在新千年开始时呼唤过中国文艺复兴……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几代人都在参与中国的新生。我在《东方圣典》的前言中说，现代文明的大视野已经成为某种伦理共识。但回顾百年中国人的代际问题，回顾当下社会的几代人的生存状态，我们很多人还是活在“小时代”、“小日子”里。我们还缺乏足够的大视野，而观察社会的代际更替可算是一种有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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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一天】大山里的“天梯信使”
专题编辑：本站
发布时间:2015/1/12
地处湖南省石门县西北边缘的壶瓶山，距石门县城110公里，海拔2098米，有“湖南屋脊”之称。在这苍茫逶迤的大山深处，活跃着一群身穿绿色衣服的“信使”。48岁的杜登文便是其中一位。（图/文湖南日报李健）早上6点半，石门县邮政局壶瓶山支局，天刚蒙蒙亮，杜登文像往常一样，分好要送的信件和报纸。壶瓶山支局服务区域有1113平方公里，服务人口5万多人，邮路全长1165公里，分为市段、中岭段、文丰段、江坪段、东山峰段、南镇段和南坪段七个段。中岭段的步班邮路，由杜登文负责，中岭段也是壶瓶山最难走的一条。早上8点，支局的业务员开始上班，杜登文在一旁查看要送达的包裹。杜登文在分类邮件。自家的这间房子可以说是他的分发室，所有村民的邮件从壶瓶山支局带回这，然后一一分类再分别送往周围各村。杜登文告诉记者：“冬天骑摩托车，必须要带上这个护腿的。”整理好邮件，从壶瓶山镇出发，杜登文开始了这一趟的投递。中岭段是壶瓶山支局7个段中较为偏僻的地方。连绵的壶瓶山脉，至今仍保留着常德地区唯一的一支步班邮路。每周杜登文都会按时将报刊送到村民手上。杜登文负责的中岭段全长180公里，其中步班里程来回约98公里，走一趟邮路需要5天。身处大山，都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有些山上，只住着一两户人家。为了给他们送信、送包裹，走几个小时山路是常事。“村里都是老人，他们与外界就这点联系，我是干这一行的，必须要坚守在这里的。”杜登文说。走累了，杜登文坐下来休息一会。他说：“闷的时候，就自己唱支山歌给自己解解闷，逗逗树林子里的鸟，累了席地坐会儿，渴了喝几口溪水，吼上几嗓子。想想前面还有村民等着自己的包裹，又有力气了，背上包裹信件，继续上路。” 杜登文双手双脚并用爬上“水桶寨天梯”。该梯位于悬岩峭壁上，连接着水田村和官查村，是整个壶瓶山邮政支局步班邮路上最为险峻一处邮路。杜登文告诉记者，天梯上有5个村，住着近百户人家，他们无法得知外面的世界，只能等着他带来的外界信息、生活用品，而这条天梯路则是最近的道路。木制的梯子已经开始腐朽，全长24步，垂直向下，再加上两侧全是悬崖峭壁，令人心惊胆战，稍有不慎就有跌下山崖的危险，何况还要背着三四十斤的邮袋。他工资只有1400元，按镇上人的说法，出去打工挣得更多。但杜登文说：“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对乡亲们、对邮路有了很深的感情。每次到村子里，村民拉着我说说笑笑，浑身的疲惫就一扫而光了。” 在这大山里，信息闭塞，电视、广播信号差，报刊和信件成了他们了解外界最重要的渠道，乡邮员成了大山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桥梁。下午回来路过水田村， 70多岁的村民老张给杜登文点了一根烟。一路上，与他热情打招呼的乡亲比比皆是，每走到一户村民家里，不管有没有邮件，乡亲们都会拉着他坐一坐，拉一拉家常。在送邮件的路上，碰到村民的三轮摩托车翻入地里，杜登文主动上前和村民一起帮忙把车推到公路上。妻子高汉珍在家给猪喂食。杜登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送邮件的路上，家里大小事几乎是妻子高汉珍一个人在打理。不送邮件休息时，杜登文也会在家里帮助妻子做一些农活。妻子高汉珍偷偷地告诉记者：“我也曾经劝过老杜，让他和我一起种茶、种烟草，不用跋山涉水、担心害怕，收入比这要高，但他喜欢这份工作，丢不开，我只能尊重他的选择。” 饭桌上的小钵里热气腾腾，炖着壶瓶山上特有的土鸡。高汉珍告诉记者，每次她都会为杜登文准备丰盛的饭菜，是为了让他在大山中不饿肚子。在耍武村，连接两座山峰之间唯一的通道就是这个剩头铁索吊桥。这座吊桥横跨山涧，用铁索和木板铺成，长逾100米，飞架在两山的绝壁上。吊桥下是数百米深的山谷。吊桥上铺的木板缝隙有半个脚板宽，稍不留神就会踩空。一走到吊桥附近，便能听到桥下山谷里的溪水“轰轰”奔过。而当人走到桥中央时，桥身强烈的晃荡，更是让人不知所措。这本存折是杜登文在2003年所办理。他说：“山里人出去一趟不容易，于是他们在外打工的亲人统一把钱打到这张存折里，然后再由我在镇上邮政银行取出来，带回给留在大山里的他们的亲人。每年大概要有三万元从这张卡里进出。” 临走前，两位老人反复叮嘱杜登文路上注意安全。在壶瓶山，乡邮员所到之处，都会受到当地村民的热情欢迎。夜幕降临，杜登文还骑行在山路上。一趟邮路通常要走几天，今晚他必须在天坪村村支书张玉校、舒照全夫妇家借宿了。晚上，舒照全热情地为他打好洗脸水、做好晚餐。杜登文感动地说，天坪村张玉校家、中岭村鄢登喜家等等，都是他经常落脚的地方。一大早，杜登文又奔走在路上。杜登文说，他的梦想很简单，就是希望社会各界更多地关注偏远山村，希望在退休之前，能有机会骑摩托车跑全程邮路。20年来，杜登文始终用他的双脚和爱心连接着山里山外，把这条天险邮路变成了乡亲们了解世界的“信息路”、传递亲情的“幸福路”、学习科技知识的“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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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一天】“小候鸟”回家
专题编辑：IJNT
发布时间:2015/2/3
小熊（化名）是来自贵州省毕节市的孩子，今年已经是他呆在福建第二年了。与这里大多数的孩子们一样，他们的父母都是为了想让自己的孩子能成为“文武全才”，才送到福州的西山文武学校学习。放寒假了，小熊将和来自贵州省各地的104名校友，一起乘坐K478次列车回家。他也是这群“小候鸟”中的一员。（图/文东南快报吕诚）这里的孩子大多数是全国各地来的，今年9岁的小熊早早就得学会生活自理。用餐时，小熊将盘子内的饭菜都吃得很干净。这群“小候鸟”在学习上都很用功。即将放寒假了，小熊显得很开心。“放寒假啦！回家高兴，特别高兴。”小熊说，前几天，爸爸妈妈就说过，回家过年就能见到他们。和同学、老师一起坐火车回家很开心，而且火车上的叔叔阿姨特别好。“在学校的时候就特别想家，想爸爸妈妈，有时候早上会想，有时候晚上会想，可是想家就只能打打电话。” 小熊在宿舍向记者展示抱拳礼。 “明天一到家，就要和姐姐一起去广场那边买鸡腿吃了。”放假前夕，小熊一边用稚嫩的声音和隔壁床的舍友兴奋地聊天，一边随手操起旁边的被褥准备睡觉。小熊想早早睡觉，急等着明天回家。早上刚到福州火车站，小熊就显得特别兴奋。这次是小熊第3次乘坐火车回家，他已经成了乘务员叔叔阿姨的小伙伴。 1月29日上午9时许，在福州火车站客运工作人员的带领下，104名在福州求学的“小候鸟”排队通过绿色通道，准备上车。小熊在乘务员阿姨的带领下上车。 K478/K477次车队党总支书记陶励明称，福州到贵阳线路的“小候鸟”较为集中，所以安全考虑，车队建立了“贵阳车队小候鸟之家”。这一路下来，要20多个小时，为了能更细心地照顾好这群“小候鸟”，车队乘务员们特地到福州妇幼保健院学习小孩看护常识，还邀请幼师到车队讲解儿童习性、爱好，以及讲故事、做游戏的技巧。此外，在列车上还配备了儿童专用药物，应对小孩突发疾病，并在专门时段组织人员给“小候鸟”讲故事，和他们做游戏进行互动。 K478次列车载着104名在福州求学的“小候鸟”驶出火车站。陶励明告诉记者，外出务工人员子弟放寒暑假后，到父母务工区域家人团聚，一年要往返4次，仅贵阳车队每年运送的“小候鸟”就超过2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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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印刷工老贾
专题编辑：jsnt
发布时间:2015/3/16
老贾名叫贾立杰，今年46岁，在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车间主任，直接负责数种本地和全国性报纸的印刷工作。图为贾立杰在检查一份刚出炉报纸的印刷质量，核对设备参数。（图/文新华社记者李响）当北京城在黑夜里睡去，老贾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晚上10时许，贾立杰步入印刷厂大门，准备上班。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老贾“黑白颠倒”的日常作息。晚上11时许，贾立杰在办公室换上工作服，准备进入车间。贾立杰（左）在和同事核对报纸印刷计划。晚上11时许，贾立杰进入车间后，紧了紧鞋带。自打1986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就一直和油墨纸张打交道。图为贾立杰打开印刷设备按钮。两会期间，老贾又迎来了新的挑战：部分报纸定版时间延后、版面和印数也有所增加。这意味着老贾在工作岗位上需要承担的责任更重，投入的精力更多，值守的时间更长，以确保不出现任何问题。图为凌晨，贾立杰在检查印刷设备运行情况。贾立杰检查报纸的印刷质量及图片套印。贾立杰跟进前半夜的报纸印刷进度。凌晨，老贾和同事在车间讨论工作进度。饿了，扒两口从家里带来的饭菜；累了，坐在车间的板凳上歇歇脚。贾立杰在报纸印刷车间检查设备运行状态。工作量的增多让贾立杰顾不上休息。贾立杰检查刚出炉报纸的印刷质量及图片套印。贾立杰检查刚出炉报纸的印刷质量。直到清晨，成捆的报纸装上车，被送往大街小巷，送进代表委员的驻地，这忙碌了一夜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图为贾立杰在车间整理刚出炉的报纸。工作完成后，贾立杰打卡下班回家。全国人大代表在驻地房间内阅读的《参考消息》正是贾立杰所在的印刷厂印制的。上午10点，老贾下班回家了。他说，“为了两会，再苦再累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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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南通符号”公开召集
专题编辑：jsnt
发布时间:2014/9/17
9月16日，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办，南通日报社承办的首批“南通符号”公开征集活动正式启动。　　首批“南通符号”征集范围为南通地区风土人情、人文历史、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各领域中，在本地有较高知晓度，对外有一定知名度，特色鲜明、积极向上的标志性事物，包括：人物、物产、建筑、非遗、民俗等。公开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10月底。市民可以打开南通网（ http://www.zgnt.net ）专题征集网页，在线填写心目中最具特色的“南通符号”名称，也可以复印今日《南通日报》上刊登的征集表格，填写后寄至：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对外宣传处，邮编：226018。　　活动结束后，将在参与者中进行抽奖（详情见南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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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别人生孩子很low吗？
专题编辑：jsnt
发布时间:2015/1/26
文/彭远文（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儿子：我99岁的时候你多少岁？我：嗯……我一百多岁。儿子：那时候你都已经死了。我：对哦，我都不在了。儿子：你不在了我怎么办啊？我：没关系的，那时候你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又有了孩子，你们也很热闹的。 ——这是去年我和五岁多的孩子的一段对话。 - 那天阳光灿烂，我和他手牵手走到小区外面的路上，他突然问起了我。他问得倒是轻松，我外表神色如常，内里却是心潮澎湃，久久未能平复。后来我把这段话发到了朋友圈，说“这真是一段忧伤的对话啊”。但这种忧伤，正是所谓“甜蜜的忧伤”，人生能够有这样的情感体验，实在是一件弥足珍贵的事情——也许再没有比这更值得珍视的东西了。（父子之影，照片由作者提供）这些年，我经常劝人不妨生个孩子，最大的理由便是：有个孩子，人生的体验会更丰富。人一辈子，能体验到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不外乎亲情、友情和爱情。试想，如果我们没有父母的关爱，不曾体会过友情，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每个人都会承认，缺了任何一种体验的人生都是残缺不全的。而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里面，与孩子的亲情无疑是最为浓烈的：为了父母、爱人或朋友不顾性命是令人震惊的事情，而为孩子舍命，不过是一件寻常事而已。所以，即便现在很多生儿育女的传统理由都不再成立（比如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但我觉得仅此一条，也就够了。这几年，我还经常说一句话：我生活中八成的幸福感都来自于孩子。到了我这个年纪，老实说，许多东西都已经不能再让我兴奋了。好吃的，好玩的，与异性的交往，事业上的成功，寻求名声以满足自己的虚荣……这些东西，得到满足的渐渐厌倦，得不到满足的也慢慢看得淡了。在人生开始变得无聊的时候，冒出一个孩子来，简直是老天爷对寻常人最大的恩赐。有了孩子，才知道诸如传宗接代这样的观念，其实并不是那么荒唐。正如我上面和儿子的那段对话，“那时候你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又有了孩子，你们也很热闹的”，一念即此，死亡似乎没有那么可怕了。人“向死而生”，解决死亡焦虑不外乎那几种办法。这些年我慢慢意识到，中国人靠血脉传承并不比西方人靠宗教逊色，就我个人而言，更喜欢这种经验主义的，诉诸动物本能的方法。有了孩子，我才明白自己浑身都是毛病。比如言行不一致，我连不闯红灯，都是有了孩子之后才严格遵守的，因为孩子会说“爸爸你刚刚闯红灯不对”。于是年轻时的轻狂与自负慢慢褪去，学会宽容和自守。一个男人有了孩子才真正长大，这话说得再对不过了。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烦了。我也知道，劝人生孩子是一件很low的事情。这一看这就是大爷大妈们干的事情，相反，宣扬不生孩子格调则要高很多。而且，这么大肆张扬也显得很不冷静。你看村上春树，一个人跑了很多年，从来不劝人一起跑步。还真是个性使然。我觉得跑步挺好，就不停地劝身边的人一起跑，我觉得生个孩子挺好，就劝身边的人不妨生一个。我体会到了美好，或许我能给别人一点信心。现在，生个孩子似乎成了一件艰难的选择，先得列一个长长的损失清单。一件本来很美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已经被笼上了层层阴影，这未免太让人遗憾了。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现代社会，最准确的词可能是“理性”，这是一个理性主导的社会。我们时时刻刻都拿着一把算盘“噼噼啪啪”拨弄，对自己的理性计算能力无比自负，甚至已经到了不计算就无法行动的地步。但对于要不要生孩子，这其实是一个“无法计算”的问题。这件事最要命的是：旁人永远没有办法把那种感觉传递给你。跑步的人会说“跑了就会懂”，生孩子也是如此，“生了才会懂”，再精妙的文字都不能传达其万一。困境在于：如果不生，你就体会不到那种感觉，但一旦生了，你已经无法回头。这件事还很要命的是：它留给你的思考时间不会太多，等你觉得条件具备了，思考成熟了，最好的时机也许已经过去了——我们的身体并不能永葆青春，它不能允许太多的犹豫。所以，在为“传宗接代”正名之后，我还需要为“盲众”一辩。人除了要学会理性的计算，还要明白理性的局限。就拿生孩子来说，在需要冒险做出选择的时候，凭什么你就相信自己小小的头脑能胜过人类几千年的选择？我并不是说选择生孩子就一定正确，只是认为“随大流”错的可能性更小一点，而“聪明的人会因为自负而犯下灾难性的专业错误，因为他们往往以为自己拥有超人的才华和方法，而给自己选择了更为艰险的航程”（查理·芒格）。但在中国，事情似乎总是会变得更复杂。比如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如此糟糕，让孩子出生便是不负责任。前段时间叶克飞先生在他那篇《我们给了孩子怎样的世界》中就持此论，并认为相比之下丁克是更负责任的选择。我觉得这未免有点过于矫情了，这种说法要是成立，意味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倘若不抗争，那么除了移民，便只剩下自杀一条道了。实际上这个世界既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至少没有坏到不值得来世间走一遭——毕竟还有春花秋月，唐诗宋词，还有回锅肉和酸菜鱼。不必因为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而觉得现在的生活有如地狱。我现在不喜欢那种惊人之语，便在于它往往过于高蹈而脱离了生活实际。我更愿意把丁克看作自私的选择，正如生孩子也是自私的选择。我不认为孩子欠我什么，孩子给予我的丝毫不比我给他的少；但我也不认为我欠孩子什么，就好像我不认为我父亲会欠我什么一样。我要能移民我也移，如果不能我也不会因此而自责。只要我已经尽力……不，只要做得还过得去，我便能自我宽慰了。如果有人问我你就这么忍心？我会回答：是。说到底，做一世父子，不过彼此陪伴走一段路而已。至于这条路好不好走，并不是要不要一起走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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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一天】“袖珍郎中”
专题编辑：本站
发布时间:2015/1/14
81年出生，身高1.26米，体重35公斤，全身童装，这个患有先天性侏儒的“小矮人”不曾抱怨老天的不公，而是拜师学艺，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皮肤病医师。他就是“袖珍郎中”贺麟。（图/文周敏魏胜）贺麟的老家在湖南汨罗市与岳阳县交界的周姚大山中，但他一出生便成了“名人”。1981年9月，双胞胎哥哥和他“手牵手”同时来到世上，但这还不是大家关心的重点，重点是他太小了——身长四寸，可以放进爸爸口袋里。经医生诊断，贺麟患有先天性侏儒症，也就是长不高。初中毕业后，贺麟上了卫校。后来，他无意中得知邻乡一个在省里大医院工作的皮肤科专家即将退休回家时，他欣喜若狂，连忙登门拜师。两年后，贺麟出师了，他在周姚大山开起了乡村诊所。图为按照惯例，上午是出诊时间。每次出门，他都会对着镜子“梳妆打扮”一番，他说：“我精神一点，病人会感到更有底。” 尽管他家大门比一般的矮，但关门时他仍要站在椅子上。起初，病人们抱着“奇人有奇能”的想法，前来碰碰运气，但大家慢慢发现，贺麟的治疗十分有效，价格又相对低廉，甚至有一些多处求医无果的病人也被他治愈了。很快，贺麟成了小有名气的治疗皮肤病的“矮子医师”。贺麟推出摩托车，准备出诊。贺麟和前来求诊的家属走在山村的小雨中。贺麟出诊，给小孩看皮肤病。一接触病人，医生特有的严肃出现在了贺麟的脸上。望闻问切、兑药打针……熟练的操作让人忘了他的身高。回家途中，贺麟又来到周娭毑家。周娭毑说，贺麟帮她义务量血压好多年了。贺麟憨憨一笑：“都是邻居，能帮就帮一下。” 贺麟在诊所给病人做检查。贺麟为病人打点滴，踮着脚才能够着药瓶。贺麟站在台子上才能取到药柜上的药品。煤气用完了，贺麟骑上摩托车去乡里加气。妻子说：“男人应该做的事，我都会留给他。” 电动车的轮胎坏了，贺麟送去修理铺修理。搬东西上楼这类体力活显然在考验贺麟，但他很少喊人帮忙，“咬咬牙，就上去了。” “生活中，我们也有些小尴尬”，贺麟坦言，妻子带他上街买衣服，童装店老板都会热情地询问妻子：“这是你弟弟还是儿子？”后来，贺麟干脆在网上订做衣服。儿子小家乐3岁了。像大多数父亲一样，喂孩子吃饭是贺麟最“头疼”的事。贺麟厨艺不错。他家的灶台、桌子都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吃过饭，贺麟主动刷洗碗筷。夜幕降临，贺麟坐到了书桌边。他说，守着师傅的技艺难有进步。于是，他买来各种专业书籍，一有空闲便沉浸在书海中。“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有许多关心帮助我的人。”他说，现在自己也有能力帮助别人了，他要将专业学精、学透，“将来，我要把诊所开进城，为更多的病人服务。” 气球飞走了，家乐连忙喊来爸爸。在孩子眼中，父亲永远是最高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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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公司你们还招人吗？
专题编辑：本站
发布时间:2015/1/31
每日一问：对象太听父母的话，你觉得好还是不好？最近老被陈赫的事儿刷屏，哥都有点疲了。本来跟这事相关的都不想提了，可今天国民老公王思聪爆出的新料实在是太劲爆…… 哥读书少，看不懂为啥称张子萱是“bonobo”。查了一下这词的意思，心中顿时如同一万只草泥马跑过…… 果然还是思聪有文化够任性，连爆黑料都这么云淡风轻，棒棒哒！不过这两人才刚宣布了已经在一起了，全国“最不可能被收买的人”就抖出了关于女方这么XX的真相，看来爱情什么的，真是靠不住…… 今天新闻当事人们的情路也都挺不顺的。宁波的韩女士正在和丈夫闹离婚。韩女士觉得丈夫过于听从父母的话，无论何事都要请示父母，完全不尊重自己。韩女士在法庭上说得委屈，丈夫受到触动说了句：“你说的有道理。”可旁听席上的公公咳嗽了一声，丈夫就马上态度大变，转而责怪韩女士不体谅老人。妈宝就够难伺候了，何况是这样一个妈宝加爸奴！这次没离成，韩女士闹这一出就算白白给两位老人心里添了道堵，哥估计她之后的婚姻生活更有得熬了…… 韩女士这么委曲求全，她丈夫还不懂得珍惜。要换成楼下这位妻子，他早被扫地出门了。湖南女子张珍婚后渐渐对丈夫失去了爱意，想要通过分居来离婚，每次丈夫提出要同房时都找理由拒绝。 27日晚，被冷落了快半年的丈夫实在受不了，拉扯了一下妻子，没想到妻子竟然报警求救，称被人骚扰。和自己合法妻子上床算骚扰？做丈夫的估计惊呆了…… 哥挺同情这位丈夫的，一没出轨二没家暴三无不良嗜好，连妻子都觉得他没有缺点，居然就因为爱淡了这个理由被嫌弃了，估计他已经心碎一地…… 想离婚就直说啊，为啥要找理由搪塞，这样拖着别人？这妻子估计也存着留备胎的心吧。如果楼上丈夫的身材跟下面的小男孩一样好，不知道妻子还会不会想离婚。罗马尼亚男孩朱利亚诺斯特勒2岁起便随父亲去健身房锻炼，6岁就已经长成了这样的“肌肉男”。哥迷们有没有敢晒照片和他一较高下的？周三新闻妹和大家聊出轨的话题，听说被小三破坏的家庭真的很多。深圳的王某不仅与情人同居，还生了孩子，并对外以夫妻相称。妻子起诉后，他因犯重婚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但因患高血压暂予监外执行。离了婚，前妻以为从此清净了。没想到王某总爱有意带着情人在她面前秀幸福，还自称自己身体没问题。前妻果断向检察机关举报，一查，王某身体还真没问题！于是法院决定执行收监，原本逍遥的他这回可是真的“进去”了。要说这前夫也真是够作的，离都离了，还跑人跟前秀什么恩爱？难道是天生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吗？别说看着曾经爱过的人秀恩爱，就算是看陌生人秀，哥都常有一种想揍人的冲动！走路能赚钱，你造吗？北京交通一卡通春节后将推出"刷刷手环"，今后只需抬下手，即可完成上下车刷卡。而且若用户30天内累计走满15万步，平均一天5000步，还能享受10元返利。这次官方真的好机智啊，不仅激励了大家积极运动，大家还可以（顺便）积极呼吸雾霾，简直是治霾新方案啊！说完了地铁卡，接着咱再看一个在地铁里发生的新闻。 27日，南京地铁二号线上一男子趁车门即将关闭时，突然抢走一女子手中的iphone 6夺门逃跑。但被抢女子曾某曾是长跑运动员，当即扒开正关闭的车门一路猛追，最终和其他热心乘客合力抓获嫌疑人。故事在这儿结束就没意思了。小偷虽然被抓住，可他拼命挣脱了控制，跑出门打了辆车又逃走了。但是！转折来了，上车后小偷发现自己的手机在逃跑过程中掉了，自认已经躲过了追捕的他，居然让司机把他又送回了地铁站……一回到车站，他就妥妥地被刚赶到的民警抓住了。偷了别人的手机后为了找自己的手机被抓，这句话也是够绕。不过刚犯了事就回事发现场，这胆儿真肥！绝对是惯犯，自以为摸清了警察的规律…… 年关将近，坏人出没无常，大家都该提高警惕，尤其是父母。 26日，杭州的华先生开车带着五岁的儿子出门，由于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他决定把儿子留在未熄火的车里，自己去旁边的店里买东西。没想到他回来时，车和儿子都消失了！吓傻了的华先生赶紧报警，结果却发现开走车的，是自己的好友！原因居然是华先生经常停车临时办事，好友觉得不安全，劝过好几次他都不听。这次好友路过发现他又这么做，所以决定把车开走吓吓他，给他个教训。还好是乌龙一场，哥的心都快吓脱落了…… 不过虽说这位热心的好友做得是有点过，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身为父母，对孩子的安全必须时刻放在心上，提高警惕。万一那天路过的是个心怀邪念的坏人，造成的损失可是无法亡羊补牢的。中午有个年会抽奖送请假券的，挺实用，但哥还是更想抱下面这个公司的大腿！ 29日，上海一公司年会现场发放员工福利，在一个透明棚内放上数万元现金，幸运员工直接进入透明棚内，在规定的时间内用网捞钱，捞到多少拿多少！哥是个诚实的人，我觉得重要的不是钱，是这个游戏实在是很创新！对吗领导？！【看图说话】这是某新剧里的女妖精造型，你觉得她是什么妖？－－－－－上墙时间到－－－－－哥中午问哥迷们去年一年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其实去过哪不重要，重要的是沿途的风景。哥想起那天下午在夕阳下的奔跑，那是哥逝去的青春。一年之内就找到了男朋友→老公→孩子他爸，这效率够高的！。祝你一路顺风，好好享受旅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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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乱贴广告的影响
专题编辑：jsnt
发布时间:2014/9/13
用“牛皮癣”来形容街头小广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牛皮癣不算大病，却是一种顽疾，容易复发。街头小广告也是如此。张贴小广告者认为这种行为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城管部门拿他们没辙，所以，对自己这一行为根本不在乎其对错，不管你怎么做宣传，他都我行我素，不理不采，别人刚刚清理干净的地方，他马上贴上一张，毫不尊重他人的劳动，至于玷污市容更不在话下，反正不影响自己家里的环境就行了。多年来，市政部门不断治理，其结果也只是时好时坏，效果不大。目前，我市在人流大的地段设立了便民张贴板，加大了清理力度，情况有所好转，可一些人随意张贴小广告行为仍在继续。街头小广告就像光洁的肌肤上长了一片片牛皮癣，影响美观自不必说。更严重的是，一些违法广告也混迹其中，给社会生活带来一定的危害。前段时间沈阳某小区张贴的以非法手段替人出气的广告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街头乱贴小广告，反应出部分市民公民意识的缺失。要彻底根治街头“牛皮癣”，除了加强管理外，还要提高广大市民的自觉性，必竟城市美化要靠全体市民，如果每个人都能约束一下自己，我们离文明就更近一点，都能考虑一下别人，我们的城市会更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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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责的是雾霾，而非柴静的成功
专题编辑：jsnt
发布时间:2015/3/1
从央视离职后，在舆论场中一直沉寂的柴静昨日突然发声，以一部《穹顶之下》席卷公共舆论场。这段一个多小时的片子，讨论的是一个非常安全、温和、惠及所有人的话题——雾霾是什么，从哪里来，应该怎么办？柴静以个人之力，完成这样一个片子，本来是一件好事，却激起了激烈的争论。整个片子以个人演讲穿插背景视频的方式拍摄，突出了个人的形象。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观点与论述是个人化的，但在感知上却会给观者“个人化、情绪化”的印象，更容易从情绪上使原本不喜欢她的人去放大视频的缺点，进而批评视频所持的观点与态度。有人批评柴静，把自己女儿患上良性肿瘤归咎于雾霾是不科学的，以此进行煽情更是丧失了客观性。还有人毫不客气地说，高龄与吸烟才更有可能是真正的原因。虽然根据已有的资料，这个解释比雾霾更具合理性。但是，并不能以此否认一个母亲因为女儿患病而更加关注环保的真诚，哪怕是仅仅因为自责。无论如何，她就此更加关注雾霾，并投入个人财力、精力去发掘事实，进而惠及社会。（柴静的《穹顶之下》上线24小时之内，播放量达数千万，引起激烈的讨论。）在之前的一则新闻中，柴静从美国返回中国后，开的是4.7升的SUV，在《穹顶之下》出来之后，有人以此批评柴柴静的高能耗生活方式，并进而认为她没有资格谈雾霾。虽然一个更低碳的柴静，无疑会增加片子的说服力，但在现实中，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更多的取决于其收入水平。比如，一个人因为环保放弃了真皮包，转而购买一只人造革的包。但这件人造革的包却是奢侈品，其背后的设计、广告、包装、推广、宣传，都要消耗人力、电力、石油，这些都意味着碳的排放。所以，很可能比一只简单的真皮包更加不环保。再如，一个人可能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但他优越的上班环境却是一年四季保持冬天热得脱衣服，夏天冷得穿衣服。下班之后，他与同事去吃挪威空运过来三文鱼与法国进口的红酒。休假时，他与朋友坐着越洋飞机去南美度假，或者去攀登珠穆朗玛峰。登山虽然看似低碳，但背后的器材生产、生存保障却无一不需要能源来生产、运输，并产生碳排放。实际上，在市场经济中，价格与碳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这就意味着，碳排放之争，最终会变为贫富之争，富人再无资格谈环保，只有穷人、苦行僧才能免于碳排放量的攻击。柴静所处的阶层，已经远高于一般中国人，其所处圈子的生活水平也远高于中国人。以碳排放作为攻击点，肯定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如果一场关于环保、关于污染的话题，变为一场碳足迹之争、甚至变为一场贫富之争，那些更富有也更具话语权的人就被迫在污染问题上失声，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损失。实际上，合情合理的做法，不是每个人都当苦行僧，而是在原有的生活方式基础上，稍微地向环保靠近。用空调不必用手摇扇，只需调低空调；登山的不必改为跑步，只需收捡好自己的垃圾；开车大排量的不必转而骑自行车，只需不要狠狠地踩下油门。有人将柴静的《穹顶之下》与崔永元的反转基因的纪录片相提并论。实际上，柴静采用的观点与论述，不管是北大相关专业的博士、中科院院士、加州的临床预防医学医生，还是卫生部部长、环保局局长与官员，他们要么是环保领域内的科学家，要么是正规的医疗机构人员，要么是政府监管部门的权威人士，都是可靠的、主流的信源。其给出的事实，也来自真实的现场数据采集或者权威机构与专家。与之相比，崔永元的观点不但与全球主流科学界相悖，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政府机构相悖。至于崔永元宣传的找到转基因的病原体，则更是科学界的大笑话，也与新闻的专业操作不符。还有人以批评柴静无视中国的发展必然导致的环保问题，是想让中国去工业化，降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阻碍中国发展。环保问题，的确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也关系到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工业社会依靠煤炭、石油而生存。工业革命之后，即使那些曾经处于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比如英国，人们的平均寿命也远高于工业革命之前，更何况，生活水平与工业革命前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某种程度上，人们选择工业而忽视环保，是一种理性的麻木。某种程度上，今日中国的种种环保困境，正是工业革命之初人们与污染关系的再现。河北的钢厂，排放造假的柴油车背后，的确存在成本问题，而成本的变动，也的确有可能通过提高价格而影响经济，影响到每一个人。比如，柴油车增加排放控制装置，使用更高标准的柴油都会提高运输价格，进而影响物价，让每一个消费者为此承担成本。甚至，一些企业，如果达到排污标准，则会因为成本提高而丧失竞争力，导致企业倒闭、员工失业。这些都是在现实中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污染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问题。简单地说，在这个悲剧中，人人明知处于一个相互伐害的状态，却苦于制度限制，一盘散沙无法协同一致，共同行动，相互约束。而且，正如《穹顶之下》所揭示的中石化、发改委、标准委员会之间的矛盾，污染所带来的收益，被某些受益者不正当的拿走了，然后留下雾霾。所以，当然可以讨论中国的发展与环保之间的平衡在哪里，《穹顶之下》也并未回避这个问题，但是，一味的以环保的历史路径依赖性去无视、否定雾霾中隐藏的不公与制度性弊端，却是片面的。毋庸讳言，柴静的《穹顶之下》，肯定存在很多资料上、观点上、乃至裁剪方式、叙述方式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讨论，可批评。但是，越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或者以这些瑕疵为理由，直接去攻击柴静本人，做诛心之说却是不公正的、不客观的。无论如何，柴静以个人之力，把雾霾又一次带入公共视野，其中，烧柴油的大货车排放性能的全行业造假问题，更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也很有可能被极大的改善。就要结束这篇文章时，生出一些感叹。当下的中国是复杂的，复杂的中国是由复杂的人组成，复杂的人在不同事件中有不同利益，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保持独立思路，依据事实与逻辑选择正确的立场，那么，就很可能在这一件事情上同意一个人，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却会反对他。这正是所谓的“站对，不站队”。遗憾的是，这样做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很多时候，思维的惰性与情绪的偏见，使很多人针对一个人，比如柴静，或针对一个群体，比如公知与五毛，去选择立场，进而支持或反对这个人、这个群体的所有观点。不幸的是，这样的做法，却使中国本来已经很糟糕的公共话题讨论变得更加糟糕，让情绪与偏见掩盖住了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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