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古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苏中（苏北）境内的部落经常与中原各部落争战，世居淮、沂地区的东夷部落曾为中原部落所败，为避战乱，东夷部落不得不进行迁移，古青墩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他们是南通最早的先民，也是最早的移民，他们在南通这块大地最早播下了北方文化的种子，并烙下了北方文化的印记。[86] 

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灭邢（海安西部，如皋西北部当年属邢国地），北霸中原，“封其民江淮间”。公元前506年，吴楚交战，吴破郑城（湖北江陵县东北），郧国遗民在吴国发动下参加了复国斗争。不久楚败吴，郧民随吴军东撤，后安置于海安县立发乡一带。前473年，越灭吴，都城北迁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大举向北移民。汉初，东瓯王举国徙江淮间。几次移民都有一部分散落到海陵（时称海阳今天泰州市）一带，他们将吴越文化带到了这里，形成了一种南方文化北上的趋势。[86] 

晋时战乱，北方人口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长江下游，其时海陵一带移民人口猛增几十倍，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这里相遇。[86] 

约六朝梁元帝时（552年），长江口出现的壶豆洲（又名胡逗洲）便有流人煮盐为业，这些流人大抵指流放犯人也有无业游民，主要来自江南常州（今常州、武进、宜兴、无锡、锡山、江阴一带），这些人基本上保留了吴越文化的特性。隋时胡逗洲属海陵，唐玄宗时因军事上的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胡逗洲成了浙江西道常州的辖地。唐末军阀割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姚氏家族三代（姚存制、姚廷、姚彦洪）统治胡逗洲（其时称静海）、东布州达半个世纪之久，其军队和家属有万人之多，多为吴兴人，其时南方文化占了统治地位。[86] 

后周显德三年（956年），周师克淮南，取南唐长江以北地区，升静海都镇为静海军，属扬州，不久改为通州，设静海、海门二县，由于静海岛与大陆涨接并改属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又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或定居。至元初，北方又有犯人流放到通州，南方文化的影响似乎逐渐减弱。但元末张士诚起兵江南，明永乐初燕兵之乱，使大批江南居民移居如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时期，不少江南商贾和手工业者纷纷来如皋安家落户。[86] 

由东布洲形成的海门岛，当初亦为流放犯人之地，流人亦来自常州一带，由于隔了130多年才与静海县涨接而造成的文化隔离，使海门人始终保持了吴文化的特色。至明初，一部分拥戴过张士诚的江南士民，被惩罚性地强迫迁移到吕四港一带。他们于常熟白茹港集结，渡江来到吕四，这就是民间所说的“白茹抽丁”，他们同样保留了江南文化的风土人情。至18世纪初，崇明人陈朝玉（1688一1761）率妻来到海门，沿江岸垦殖，并带动了大批崇明人迁来江北。他们辛勤垦殖，使沿江新垦地渐成村落。其时海门境内一万多人，崇明人近三千人，以后200年间不断有崇明人迁至海门。至近代纺织工业的形成和兴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安徽、浙江、广东、上海、镇江等地工商户和其他人至南通定居、经商和进行文化交流。南方文化的影响几乎一直延续着。[86] 

南方文化对南通的影响较大，南通方言中，说吴方言的人最多，南通京剧属于南派京剧，老百姓普遍供奉“观世音菩萨”。北方人往往把南通人看作是江南人，而南方人则常常把南通人视为北方人（江北人），这一错位恰恰显示了南通作为南北过渡地带的文化特征，南北文化兼而有之———南风北韵。